与宋笛非在官会社坛之俗场相识，纯民间三五狐朋小酌，自是少了规矩，多见真容。在场人五行八作，属性情聚。话随杯箸进，虽难免世事新闻，但每每谈至浓处却多涉艺术。俗雅间各自随性而放，直言不遮，无内行高师之畏，亦无外行浅白之嫌。时有争执，然声不论高下，尽皆心音，闻者各有获益。宋笛在洛阳书界号亮名响，在场有习书之人多以师尊。但宋笛为人不假不饰，不做不端，嬉逗言正间，皆可见真透情，宽谨无藏，率性不羁，坦荡放怀，一如豪饮之美酒，德品之韵味，酣畅淋漓中尽显。我是识其人而后识其书的。

    因不事书法，对书法之工巧，笔墨之运作，点画之师从等，自是无从去谈。但门外人自有门外之见，且艺术的相通，审美的趣意，从来都不因是否事从而定泾渭。看宋笛2016新春书展，无形中更奠定了我对中国书法的固执之见。在他的部分作品上，让人平生先人而后书之感。作家陈建功，长于看字辨人之嬉，每每不离八九。而看宋笛书法，人不用辨，活生生如站眼前。他这次展出，虽篆、隶、章、揩尽布，但主推仍见行草为势。宋笛的行草笔墨变易自如舒放，在纵敛跌宕间，不时地透着章草之宗韵。大观之，他的字随性大于蹈矩，自然大于法度。但在运笔构型，布章设局间，无处不见工蕴力，可见法度远化，天韵近追的主观意旨。他隽逸秀敛的风格中，淡去了典荫，收放姿肆，笔墨所到，势如其人，随性走心，在不张不躁间布排着自己的追求于精神放达。字涵意趣，文彰思想，情境心造，仪态万方。他能放达自然却虚和有度，姿肆情怀则势场威昂。他的格局灵便，但力避粗狂之象。主观上远去做作之态，肆放而不见牙爪飞张。其人虽率性，但其作品力避粗硬刚横之状，能在融合灵便中透深幽曲缓，内蕴丰富而自成风景。足见宋笛平日里治学之严谨，对中国书法之敬畏。

    行草之势，张意象表放之态。然今天有人对书法意象之表达，持以庸俗浅薄之视，过于强调了追势造形的外在表现，而忽视了形由内溢，象有心生的内在成因，实为大谬。宋笛笔下的解读，心意形象力求心表而非物化。这种心意大象之表达，没有一定文化学养之修，进入不到一种特定的书写状态，和走笔势境，不具备严谨而又能弛放，力拙透纸又能灵动逸捷的非凡功力，即难及皮毛。中国的汉字是先文而后字。六书中相形指事为文，而会意谐声为字。所谓文与字的区别，文先而字后，古人以形记事为文，而会意、谐声为字。为此汉代许慎，有《说文解字》之定。今天所谓的书法，书指文而法指字。可多少自持为“家”者，又有几个人如宋笛，可把书与法分清笔下？能以笔墨动作，把所表之意象呈现，而非写字只为写字。

    宋笛此次书展，主推长卷《洛神赋》之蔚蔚者然。近千字的《洛神赋》五丈长卷，宋笛走笔龙马，字华距格，章谨眼度，以气惯长虹之势，把一千八百年前不管是曹子健的忧怀，还是洛神的灵贵，再次通过他的心潮涌动流于笔端，让人在字行间读出款款的思远悠情，和美好的心理追放。此非工熟技娴之高人，难达此成。抑或成而难达此境。境而难达此情。情而难达此真。“成”、“境”、“情”、“真”能并张者，宋笛具全。此无心灵的纯粹与人格的离尘，仅凭笔墨的巧作，万难就此大雅。

    宋笛把字写到今天，其实何至是宋笛，他们万般碑贴悉临，百家名书尽习，笔墨毫峰间，润旋自如，门巧内技烂熟于心。可书成于纸，非自怜者多为不满，苦苦于不尽地徘徊，视下聊以自慰，望上难以进达。任何艺术，在其进步间，每每会屡遇瓶颈。唯瓶颈之处，正是大浪淘沙之境。多少人被淘汰于半途，摒弃与浅滩，最终能坚持走下去者，非两者具备之人莫属。著名医学国手裘发祖，对从医人有句箴言；“技不近仙者不医，德不近佛者不医”。这两句话改一字，对书法人用亦恰适：“技不近仙者不书，德不近佛者不书。”这里的不书，非指不可字，而喻不可“家”。亦不可能“家”。

    所谓“技不近仙”，即为技法论。欲成大家，在技术上仅类他人，临熟碑贴，能把字写得透古忠典，有模有样且不够。对一个“家”的要求，仅就技法而谈，必须要有仙气神现方能为“家”。此种神仙之技实即为超凡脱俗，出神入化，不可企及。技若至此，才能离“家”愈近，成“家”方才有望。然这种“近仙”之技，决非任人勤学即达之事。古来学道之人万万千，而成道之人寥若星辰。书法是以笔墨勾画来形象复制与创造的过程，每个人的智商、情商不同，对视觉物象的表现力有异，决定着在技法上的掌握与领悟之距。决非任人凭一厢之情愿，通过努力即能攀及之事。宋笛幸运在他与书法缘。他所具备的天悟，能与书法艺术之特质契合，此决非哪个人都能具有，当归天分论。所以宋笛原工音律，半途兼而工书。然在书法之路上，他却事半功倍地越走越远，以旁人不可理解的速度疾行向前，这也就自然而然了。但他今天所现之字，瓶颈就在“仙技”之坎。为这个“仙技”他已苦苦思索，八方探门，不懈地求索而从不言疲。好在宋笛的希望，在他做人的真上。“仙技”决不是独立存在，与德要“近佛”直接关联。人若不真，何谈“近佛”。人不“近佛”，又“仙气”何来？相比之下，“近佛”之德更为难得。

    “仙技”一半在人，一半在修。 “近佛”是指人之德性。一个人之德性，决定着其所能达到之高度。“近佛”何为佛？佛是一种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哲学教化命题。佛的精髓一缘二空，教人不可太过实际，世间一切随其缘分，任凭自然，得失聚散，不必苛求。在这一点上，宋笛的参悟深透了许多，所以他的做人才能处处显出本真来。他不屑随波逐流之哗，亦无媚权趋势之态，更难见他讪上趋贵之猥琐。他能远去追名逐利，守一份做人的清净，一如他笔下的字，不依不傍，潇潇洒洒，摈弃做作，不谋虚势，丑俊华简，尽在性情，随其自然。他在书法艺术上的长足进展，与其人之德修难以两分。

　  “近佛”是德，更是一种人生的修行。事书法艺术，此“近佛”之德尤不可或缺。事书者无不以王羲之为崇。何以中国人崇王羲之为书圣，其字且不论，早已标尺高树，无人旁议。然圣人至所以为圣，重在其德，次在其字。圣人之德，即是典型的“近佛”之德。他原本修道，心远尘外已是先决。但他生性做人的德养纯粹，亦奠定了他非圣人而不二。今天书者皆临《兰亭序》，奉为入门必学圣典。然少见有人修圣人之德者。若不修圣人“近佛”之德，学圣人之字欲何为？即使324个汉字能熟稔于笔端，也不过是写字而已。更何况若不修圣人“近佛”之德，字即难写得干净。

    王羲之“近佛”之德世人皆知之，而少有人从之，此已为大况，足见世道之浮躁。他家世望族，满门权贵，若觅仕途，百爵可遴。然在裙带之下，他也曾涉官多试，但终非心愿，自迫辞官。他只想寻找一片净远的清空，让自己心无杂念地去写自己钟爱的汉字，除此别无他求。然在常人眼中，他若涉仕不辍，公卿可待，自有荣华尽享。这样的美事，世人望所不及，他却弃如敝履。亦有人以小人之心度圣人之德，言王羲之辞官，是因仕途不顺达，故而辞之。然圣人当官之前年仅16，即有东床坦腹之超脱，又当何解？圣人之不俗，自是凡人难以理解。所以凡人只能当其凡人。“近佛”之心，王羲之骨子自带。他心存大境，空远静处，弃凡尘而守净我，又有谁人能比？若他不为圣人，谁可为圣人？

    司马迁虽早王羲之看透世象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可史太翁难知身后会有羲之者。相比之下，多少高举圣人之帜的人，明尊师道而不修师德，熙熙攘攘，云云如过江之鲫。圣人门下，多见俗流，满腹心事皆被名利略去，涂鸦未干唯恐人疏。每遇权贵，先仰后媚，攀附交靠，原本该是净雅的艺术之境，却要拉权贵污台，被名利熏心。有圣人面子非面子，有权贵方为面子。此种心境者，很难知在其艺术之路上，还能走去多远？
如果“近佛”之德不学，字何而成？宋笛保持了一份清醒，在浮躁名利场中，极力寻找一份心灵的宁静，自己给自己创造一个逸远安处的净境，用来安放自己的心，安放自己的艺术。他的字看不到追型造势之浅薄，能在疏放中自然流韵，行意随情彰显其间，处处可见他对书法的理解与艺术的达悟。中国字先文而后字，自不可仅当字而薄待。学书法之人，若只把字当字来写，将永远难入正法。带着母乳馨香的伟大汉字，出宋笛笔下，多见鲜活，时而空灵，无处不透着生命的张力。此为难得之得。

    中国的书法若当一门艺术，首先看的是书者，能不能在笔墨间创造出虚幻空灵之境，这是东方艺术的故有特色，中国的书法尤是。写字人把字写实，写凝重易，而能把字写虚，写出空灵不易。真正艺术的体现，恰恰就在不易的空灵间。今人有“书法艺术”，还是“艺术书法”之辨，其实是主客观之争。如果把写好的字视为艺术，此即为“书法艺术”。而主观上即为艺术而写字，把中国的汉字当成艺术的表现载体，此可谓“艺术书法”。其实不管是“书法艺术”，还是“艺术书法”，只要是纳入艺术之家族，就自会有艺术的评判标准。不管他人会对中国书法作何论，我看中国书法自有尺度。或因本身不事书法，难懂笔墨所致的原因，只能以艺术来欣赏，以艺术之要求来要求，以艺术的审美视书法之内涵。在我眼里行规在次，作品中能否显现出艺术之光，要看“神”、“魂”、“意”、“灵”、“韵”、“动”、“生”、“活”、“气”、“势”、“曲”、“涵”、“虚”、“实”等艺术要素，这些即是我评判书法之尺度。至于别人，就只能是别人了，与我何干。

    在春光未到的严冬，宋笛提前送来一缕春风，让人心头寒意抹去不少。独立寒冰的俏梅自是可贵，然我更希望着春汛里万紫千红的热烈。